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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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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樓主| 發表於 2017-3-18 16:05:37 |
作者简介: 李志绥医生,一九一九年生於北京。他的家庭属於世代相袭的医生世家。李医生的大曾祖父是满清同光年间的御医。一九四五年李医生获得医学博士。一九五零年以後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并自一九五四年起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一九八零年後李医生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并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及《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一九八八年移居美国,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住在一起。
献词
    本书不是毛泽东的传略。这只不过是著者作为毛泽东的医生二十二年间的个人经历。谨以此献给亡故的爱妻——吴慎娴。在这些年中,她与我共历患难,鼓励并支持我,使我得以度过那些恐惧忧抑的日子,并最後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前言
   黎安友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像毛泽东这样长期统治众多子民,并带给他的国家巨大浩劫的领袖,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驾御的欲望和害怕背叛的恐惧,驱使毛持续陷其宫廷和子民於动荡之中。他的理想和权谋,驱使中国迈向大跃进及其可怕後果,即夺去千万生灵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在这本由曾任毛二十二年专任医生的作者所著的回忆录中,毛也是第一个如此被近身观察的专制暴君。索多留(Seutonius)所著的《十二凯撒生活录》,历历描绘了提比略、卡利古拉及尼禄的绝对权力令人悚惧的表现:声色犬马、贪婪、虐待狂、乱伦、酷刑和杀人如麻。但作者本人并不认识这些君主。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秘史》一书中,无情地挞伐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和其後提奥多拉,却缺乏对主人翁的真正了解。施佩尔(Albert Speer)熟识希特勒,但他俩的共同兴趣局限在公务和战争。史达林的女儿很少和她父亲见面。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日记仅为临床资料。
    莫兰(Moran)的《邱吉尔传》和荷顿(Herndon)的《林肯》这类关於伟大民主领袖的私人回忆录,在历史方面的着墨,并不多於暴君的传记,这是因为民主领袖较无将其个性强加於历史事件上的伸展空间。而中国传统中,每个朝代的“起居注”也只记载了每位帝王在仪式、异兆、结盟、封地采邑上所扮演的角色,甚少揭露黄袍下的个人。即使是在《三国演义》此类中国历史人物的虚构小说中,处理的也是人物类型而非个性。
    相对之下,李志绥医生的这本回忆录显得格外独特:既提供第一手观察记录,又呈现知人论事的洞见。
    现今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官方回忆录和毛的肖像,皆一成不变地呈现出一位英明爱民的帝王。真相却迥然大异。毛在初次会晤的场合中,散发着魅力、同情心,又不摆架子,使他的访客轻松而畅所欲言。但他擅长操纵自身的情绪起伏,巧妙运用愤怒和轻蔑来控制随身人员,达到骇人的效果。他依仗着身边臣子不愿犯上的儒家谦卑,来羞辱其属下和敌手。他作势自我批评,旁人便群起大加奉承。他在周遭创造了一种卑恭屈膝的文化。
    毛效仿唐太宗,挖掘人们的弱点,使他们誓死效忠。李志绥医生出身於富裕家庭,在上海的美国人学校接受医学教育,早期曾和国民党略有牵连。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使他完全受控於毛。毛深知其警卫行径腐败,但他需要这些人替他出面办事。毛爱说,水至清而无鱼。他能毫无惧色地在浊流中浮游,或在黑夜中行过泥地。
    无论出身,毛的追随者永远如履薄冰。毛的老同志被流放内地,有些因而死去,虽然毛未必直接一手促成这些悲剧。我们在书中一景看见毛隐身坐在幕後,他两位最亲密的战友正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攻讦。毛控制高级领导的医疗保健,拒绝准许一些人接受癌症治疗,因为他认为手术会耗尽他们余生的工作精力。他对爱人、子女及老友的痛苦,无动於衷。他也无视於为其政治和经济计划所陪上的抽象人命数字。他了解痛苦只为了控制其臣子。在政治和私人生活中,他对臣子呼之即去,招之即来——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李医生常瞧见毛手上捧着中国史书。毛爱读传统故事中的权术倾轧和欺骗伎俩,他更是熟谙伺机而动,声东击西,迂回攻退之法。他善用“引蛇出洞”法,鼓励旁人表明立场再突而擒之。即使是他最亲密的盟友也分不清他是站在同一立场,还是正伺机反噬。毛带着如此温煦的微笑,判其侍从流放,而那位受害者竟一路鞠躬谢恩离去。
    帝王权势让帝王享有最大的奢侈——生活简单。毛大部分的时间要不在床上,要不在私人游泳池旁休憩。他吃油腻食物,以茶漱口,和女子寻欢作乐。毛一九五八年出巡河南时,随车带着一卡车的西瓜。毛喜欢穿布制的鞋;如果迫於外交礼数得穿皮鞋,他命人先把鞋子穿合脚。他不洗澡,偏爱用热毛巾擦身,使得李医生难以遏止滴虫病在毛的女友间蔓延。他睡特制的木床,由专列一路运载到各招待所,甚至空运至莫斯科。
    他统治时间和岁月。内宫随着毛的节奏运转,日出而息,日落而出。国家领导同志随其行踪落脚,四处开会。他希翼以道家御女房术来战胜死亡。除了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和偶尔接见外宾之外,他不遵循任何日程表——只有在这类重要场合,毛穿戴整齐,并用镇定剂控制焦虑。
    女人象上菜般轮番贡入。在以毛之名推行禁欲主义的同时,毛的性生活成为内宫的中心事务。人民大会堂特别辟出一个厅,让毛在高级领导会议中寻欢休憩。捍卫全国道德操守的党军政治处,号召大批无产阶级背景,可靠而又美丽的年轻女孩;表面上是为了在舞厅中和领袖翩翩起舞,其实是献做他的床伴。有些女孩倍感荣耀,引介其亲姊妹共沾雨露。
    每位省党委书记都为毛兴建一座招待所。他行踪不定部份是出於安全上的顾虑,部份是被迫害妄想狂的驱使。他曾跟李医生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 ”。他专列行驶之处,交通管制,车站封闭。公安打扮成小贩,好给毛一切如常的感受。大跃进时期,农民被动员到火车沿线耕作挤插的稻田,演出大丰收的荒谬剧,但事实上那场秋收是个灾难。毛最喜爱的住所是珠江上的小岛招待所,在广州喧扰的市嚣中,他能独享一片天地。北京劳改农场中特别栽种的食品空运至此,并有试尝员先试吃。警卫用冰桶为他的房间降温。
    绝对权力影响毛的心理、生理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并透过这些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他蛰居床头数月,抑郁寡欢。一旦政治斗争有利於他,立即转为精力充沛,无法成眠,以至於李医生不得不加大安眠药药量。政治压力不是使他阳萎,便是使他纵情声色犬马。在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期间,毛虽暂时放弃吃肉,却需要更多女人的慰藉。一位年轻女孩曾对李医生说:“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专制政治与专制者的个性息息相关。毛建立了一个特异的政权——他努力整合政治社会整体制度,以求从一个贫穷、落後和百般凋零的国家中,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 面对西方的敌意,毛转而与莫斯科结盟。但他对西方的欣赏是他选择受美国训练的李医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俩无数次彻夜长谈的话题。毛告诉李医生,美国对中国的企图一向具有正面意义。毛则对苏联友邦,深怀轻蔑心理。毛立志要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超越原始苏联模式,并将中国提升到先进西方国家水准。这项成就将使他跨入马列主义创始先驱的殿堂。大跃进即是毛试图创造出比北方邻国更优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面临此次失败之下,顽固的试验。
    在一个拥有众多贫穷人口,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毛运用群众力量来追求经济成长,尝试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物质生活。他将人民生活冻结在最基本的需求,以此建立一个庞大、虚耗财源的工业结构。因此,毛无视於那些与理想相左的现实。尽管他是农民子弟,他仍相信大跃进初期所见的那一片片匪夷所思的稻田。就如李医生所言,毛为何要怀疑共产主义天堂是否真正来临——因为他自己就身处其中?毛认为他从中国史书中可学到的领导权术远多於现代工程教本。等到後院炼钢运动为害匪浅之後,毛才费神了解钢铁的制造过程。饿殍遍野之际,他幻想人民的稻谷多得吃不完。 毛思想推崇自我否定,以政治操守界定人性价值,并羞辱阶级敌人。一个由工作组,阶级标签、户口管理和群众运动组合而成的体制,将每位公民囚禁在组织的樊笼中。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将人类彼此相残的政治恐怖发挥到此极致。这个官僚体制渗透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人民私生活,甚至许多人的思想层面。此机制更领导人民颂扬这个对他们予取予求的政权。在党机器无法充分迎合毛之幻想的步伐和努力时,他不惜动摇其根本,大举清算批斗。等群众陷入派系暴力,才又将之重建统合。 最高领导阶层中,由三十到四十人共同拟定重大决策。他们的个人权力极不稳定,完全仰赖与毛的关系。李医生栩栩描绘了那些服务领导同志的中央办公厅体系、政治及机要秘书、警卫、厨房、停车间和门诊部的众生百态。领导人可经北京的地下工程秘密穿梭於中南海和市内其他建筑物之间。毛的贴身家臣曾在其居所装设窃听设备,无非是想保有更完全的决策记录,东窗事发後,他们因监视毛而被撤职。
    权力结构在服务和保护领导的同时,也孤立他们,毛尤为甚。毛的战友逐渐将中南海内游泳池、舞会和北戴河海滨退让於毛。毛不顾警卫反对,执意在三江游泳的壮举,象征他与官僚体制的孤独奋斗,对革命走向末路的恐惧,以及对战友背叛其狂热信念的疑惧。
    一九五六年八大会议中,毛的同袍籍苏联反斯大林运动之势,将毛泽东思想排除於党章之外,促使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并批评毛大力催生共产主义的努力。毛向李医生谎称这些政策未曾经其首肯。国外势力亦威胁毛的统治。新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希求於西方和解。李医生描写了毛、赫两人在游泳池旁不欢的会晤。这次秘密会晤揭示中苏公开决裂与中国长期孤立的开端。 毛掌握三种权力工具:意识形态、军队、及其在党派系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巡回运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一时上至经济计划领导,下至基层干部,纷纷群起响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其他领导人试图钳制毛的脚步,毛即恫吓要上山另组红军。其他领导人只好俯首听命。 大饥荒开始後,毛退居权力二线。其他领导恢复经济的同时,他斥责彼等为“行尸走肉”,并私下抱怨他们不再征询他的意见。但他按兵不动,直到京剧论战时才一一将以诱陷,同时用农村腐败问题,使敌手晕头转向。他待一切布置妥当,便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於百万人牺牲之後,毛在九大会议中赢得全面胜利。彼时他的政敌不是已被凌虐至死,便是放逐内地,全国在他无所不在的肖像前歌功颂德,挥舞着小红书。他身侧站着另有所图的林彪——旧统治团体中唯一的幸免者。毛发展的理想失败了。但在这个他所毁灭的国家中,他握有绝对权力。两年後林彪政变使毛深受打击,李医生相信它加速了毛的死亡。毛用余生精力推动开往西方的大门,为往後邓小平的改革铺路。 病态心理在宫廷政治中蓬勃迷漫。毛的控制越彻底,他越恐惧他人的钳制。手下争相邀宠反而使毛更觉疑云重重。毛认为招待所被下了毒,他因听到野兽在屋顶的游走声响而惊吓万分。毛透过党组织来操纵其他领导,监视他的同袍。他的政敌全被他的手下包围,难怪他永远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也透过女人来侦伺他。 毛夫人江青也深为精神衰弱所苦,她怕声音、光、冷、热,并且总是无法自制地与人争吵。生活无聊,依赖,和被迫无所事事,在在使她极度沮丧。因此毛在拈花惹草之际,总试图避其耳目。但当毛需要她做为政治上的代理人时,他便领她进入内宫政圈。江青跟同样病奄奄的林彪一样,握权後立即生气百倍,并与毛最宠爱的女友友善,期能更接近权力的源头。 李医生呈现了下列场景:林彪在其夫人怀中,为肾结石的病痛呜咽不已;华国锋在大厅中静坐数小时未能见毛,只因毛当时的看门人张玉凤正在午睡;周恩来跪在毛脚跟旁指示吉普车游行的路线;病重的毛将全国大权交给周恩来,只为及早康复和活得比周长久,以及江青对此的愤怒等。 在所有毛的追随者中,只有周恩来与内宫诡秘繁琐的脉络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反讽的是,李医生和他的同事由此认为周为不守信义的危险人物。周按领导阶级向上汇报之举,令其他家臣疑心大起,视其为软弱无能。 最後,全中国最受爱戴的人众叛亲离。在毛长期病情恶化期间,家臣念兹在兹的主要念头是避免因他的去世而惹祸上身。只有他的女友张玉凤仍待他如常人,争吵不休,旁人指责她会气死毛时,她也悍然无惧。毛越形衰弱後,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只因为只有她才能解读毛含糊不清的语言。 李医生那张坦荡而带着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率直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既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李医生的不安全,恰可保证毛的安全,两者息息相关。於是他在毛的保护羽翼之下生存,埋首於医药事物——即维持那位一举一动便足以陪上百万人性命的人的健康。 对邪恶能有某种程度视而不见的人,才能成为暴君生命的守护天使。李医生身为历史旁观者的局限是其工作的要求之一。但有时政治不免压顶而来。毛时常坚持讨论时事,或派遣李医生离开内宫,四出观察,提出报告。陷於内宫中,李医生不得不区分敌友。除了毛主席外,他的保护者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李汪的联盟使此书有若干偏颇,但同时也提供了了解宫廷政治的许多洞见。 自李医生离开中国後,他便几乎完全被官方历史抹消。中国出版界发行的大量描述毛个人生活的书籍中,只有一、二本提及他。很明显地,中央曾下达指令——李仿佛未曾存在过。但他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比照官方和半官方的著作,可证实他书中的许多细节,但不同於此书的是,它们都大笔略掉会使这仍仰仗毛的光明形象来行使统治的政权感到难堪的那些层面。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毛去世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毛盖棺论定,发表一篇官方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结论毛是伟大的革命家,功大於过,瑕不掩瑜。此书给我们另一种教训。它描述过度膨胀
 樓主| 發表於 2017-3-18 16:06:30 |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 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於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 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 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 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後,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 此後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於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 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於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 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後,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發表於 2017-6-21 04:54:27 |
回復 lordchao #3 的帖子

很多人都批驳说李医生说的不可信
發表於 2017-9-15 22:5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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