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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5-11 10: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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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命運,總在有意無意之間,受時代所左右。
1620年,這一年在中國史書上被稱為萬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這一年死了兩個皇帝,一個是明神宋宗即萬曆皇帝,一個是明光宗朱常洛,他吃下兩粒紅藥丸後暴斃身亡。
兩位皇帝的死並沒有引起舉國悲傷,至少鄭芝龍沒有。
這一年,這位十七歲的年輕人跟隨舅父黃程,從老家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趕往澳門。從南安到澳門,大千世界的豐富多彩讓他大開眼界,充滿好奇與興奮。離家越遠,家鄉的小鎮在他腦海中的印象一下子變得模糊,一種陌生感涌上心頭。
鄭芝龍的早年生活並沒有多少可以圈點之處,他出生的時候,和其他傳統的中國人一樣,鄭芝龍的父親希望自己的長子在以後的日子裏能靜下心來研讀儒家的經典,有朝一日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在政府部門中謀取官職,光耀自己的祖先。
平穩和上進,可以說是鄭芝龍的父親對他一生的期望。
但是,時代和經濟形勢讓這位父親連這樣小小的願望都不能達成,隨著鄭芝龍的三個弟弟鄭芝虎、鄭芝彪、鄭芝豹的出生,家庭的支出也越來越大,鄭家的家境每況愈下,父親不時為這種貧困的生活哀聲嘆氣。
鄭芝龍就在這種環境下走過了他的童年,家境的貧困讓他過早地了解到了生活的艱辛,也讓他在內心深處燃起了對財富的渴望。
這種性格和環境讓他不能安下心來讀書,也讓鄭芝龍的父親感到失望,但是鄭芝龍自己卻並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成功絕對不在仕途上。
自古以來,能夠做大事的人往往早年出身貧寒、命運坎坷。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想過,這是為什麼?
因為出身貧寒,他們要做成看似普通的事必定需要更大的恒心和毅力,這培養了他們百折不回的韌性;因為出身貧寒,曾經有求於人的遭遇讓他們更善於察言觀色、與人相處,這為他們有廣泛的人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因為出身貧寒,曾經的饑餓感讓他們擁有更強烈的野心和抱負……
貧寒會摧毀大部分人的人生,但是也有人能夠在貧寒中獲得成功的素質。鄭立龍就是千千萬萬具有這種素質的人之一,他現在缺的只是一個機會。
命運會為每個人打開成功之門,就看他是否能夠抓住。就在鄭家一步步滑入泥潭的時候,鄭芝龍的舅舅黃程從澳門返回到南安探親。
在家鄉人看來,黃程只是個富有的商人,鄭芝龍也是這樣想。
與其死守在家裏死守貧寒,還不如和舅舅一同去澳門,見見世面,沒準日後也能和黃程一樣衣錦還鄉。
鄭芝龍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看著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子,鄭芝龍的父母覺得這也是一條出路,於是委婉地向黃程透露了這個意思。
黃程眼中透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的喜悅神色,他早就看好了鄭芝龍,因為鄭芝龍身強體壯,而且從少年起就對武術有一種天然的熱衷,他驚人的膂力經常引起其他男孩的羨慕。黃程見鄭芝龍長得剽壯,覺得這個年輕人在自己身邊正好有用武之處
黃程之所以沒有主動提出來,是因為他的身份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實際上,他是一名"海商",在明朝的正史記錄中,他們還有一個特殊的稱呼--"海寇"。
不知道這是一種巧合,還是東西方文明的一種默契。從十五世紀開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大航海的時代。雖然中國人邁向大洋深處的時間,比歐洲人要早了半個世紀,但這種領先很快就因為保守政府的打壓而變為落後。
"海禁"這一字眼,對那時代生活在海邊、富有冒險精神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個恐怖的詞彙。從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令下達開始,中國人就被束縛在了無邊的大海之外。
但是政府的鐵血政令無法壓制住人民內心中求生存、求富貴的天性。隨著明朝政局的敗壞和自然災害的侵襲,大明社會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於是在海外貿易的暴利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的人不惜鋌而走險,帶著對財富的渴望和夢想撕開"海禁"的枷鎖航向大海。
這股勢力非常龐大,政府斥之為"海寇",而歷史學家更願意稱之為"海商集團"。海商集團是那個時代特殊的產物,亦商亦盜,也是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既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力量,也是充滿破壞性的力量。
海商集團不屈不撓的鬥爭,最終贏得了部分勝利。
1567年,明穆宗隆慶元年,中國政府終於部分開放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設置一個開放特區,允許個人出海貿易。
中國人善於突破政策的限制。海禁的閘門一旦開啟一條窄縫,馬上會被洪水所衝垮,造船業以驚人的速度恢復,中國的農產品與工藝品、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資大量經海商之手出口到東南亞乃至歐洲,大量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貿易船隻的數量被遠遠地突破限制,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出海許可證,便不惜風險採取走私的手段,在巨大利潤的驅使下,甚至連政府的官員都迫不急待地下海,加入到海商的行列。
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成為開放海禁的最大獲益區,但是自然條件並非上佳的月港註定無法滿足如饑似渴的海商們的下海熱情,於是一條新的貿易通道被開闢出來,那就是通過澳門中轉貿易。
1553年,葡萄牙人通過各種手段,租佔澳門,此後澳門成為中西貿易的中心。由於澳門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許多中國船隻通過澳門而出海貿易,特別是通往日本的船隻。因為明朝中葉倭患嚴重,政府嚴禁出口物資到日本,然而實際上,中國民間與日本的貿易往來卻非常頻繁,除了走私的商船之外,還有經澳門、或經呂宋等東南亞國家中轉。商業的力量,在那個時代已經嶄露出強大的威力了。
黃程就是這些成功的海商中的一員,我們能明白他對鄭芝龍的欣賞,也可以可以理解他的顧慮。因為海商不僅僅是從事商業貿易,而且也是海上武裝力量,既要對付海盜的襲擊,有時也要對抗政府軍隊,當然有時也充當海盜的角色。
現在既然鄭家自己主動提出來,黃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他帶著鄭芝龍、鄭芝虎、鄭芝豹三人開始了澳門的行程,鄭芝龍也由此獲得了接觸一個全新世界的機會。
比起偏僻的南安石井,澳門是個繁華的場所,鄭芝龍大開眼界,這裡有許多紅髮碧眼的外國人,說著嘰哩瓜拉聽不懂的話。他們所居住的房子在建築風格上也與中國斷然不同,讓在這片中國的土地夾雜著異域的風采。房屋固然怪異,但更怪異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僅家中擺設著可笑的十字架,脖子上也會經常挂著這樣的玩意兒,時不時在祈禱著什麼,神情嚴肅而莊重。
碼頭是鄭芝龍必去之地,他在這裡幫舅父跑腿。從早到晚,碼頭總是一片繁忙,巨大的雙桅船駛進駛出,從船上卸下貨物,再從碼頭上裝填新的貨物,四處堆積著各式各樣的商品,裝卸工不間斷地扛著一箱箱的貨物穿梭于碼頭與倉庫之間。這裡既有外國的船隻,也有中國的船隻,船東不時發起陣陣吆喝聲,以提醒夥計不要損壞這些珍貴商品,然後暗地裏在心裏偷偷計算可以換取多少暴利的銀兩。
在父親眼中,鄭芝龍可以說是不學無術。但是什麼才算有"術"呢?如果依當時的社會觀念,讀書才算是有"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一直是中國人恪守的觀念,只要有過硬的儒學知識,就意味擁有了金錢與美女。但是這種觀念開始受到強有力的挑戰,從福建到廣東,私人海上貿易的繁榮,為商人帶來了大量的利潤,通過科舉考試擠身於富人階層並不是唯一的道路。
對鄭芝龍來說,"術"是一種生存的本領。在澳門這個地方,光會捧著儒學經典搖頭晃腦,那肯定不會有一文錢落入自己的口袋。鄭芝龍不愛讀書,但書本並不等同於知識,特別是商業的技巧,是沒法在經典文獻中學習到的。鄭芝龍表現出了好學的一面,他從舅舅黃程那裏學到了許多商業的知識,海上貿易是充滿風險,特別是非法的貿易,比如說將貨物賣到日本,要學會打通關節,必要時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要善於應付突發的事件,要有大量的航海知識,對貨物要學會辨別優劣,討價還價需要技巧,要能應付形形色色的人等等。
環境能改變人,澳門的環境改變了鄭芝龍。他令人吃驚地體現出語言上天賦,澳門是葡萄牙人的一個據點,這些葡萄牙人大多並不通漢語,要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學會他們的語言是最佳的途徑。不到一年的時間,鄭芝龍已經成為一位假洋鬼子,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了。
不僅如此,鄭芝龍居然對葡萄牙人的文化感興趣,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甚至還有一個西洋人的教名,叫尼古拉·嘉斯巴特(Nicholas Gaspard),不過更多的時候他被叫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一官"是鄭芝龍的小名。
不過鄭芝龍對天主教是否真有信仰,這確實令人懷疑,他的目的更可能是借此贏得葡萄牙人,甚至是西洋人的信任,就像西方傳教士為了贏得中國人的信任而研究中國的儒學一樣。
鄭芝龍到澳門一年後,他的表現令舅舅黃程非常滿意。黃程決定將一樁生意交給鄭芝龍來做,送護一批貨物到日本的平戶港,這批貨物包括白糖、奇楠、麝香等,這些貨將搭大海商李旦的船隻運往日本。
這次航程將成為鄭芝龍人生的一大轉折,因為在此次航程之後,他結識了十七世紀初中國最大的海商李旦。
李旦是那個時代的傳奇英雄,他是泉州人,最早在呂宋開始他的海商生涯,呂宋就是現在的菲律賓,那裏的華人很多,但是西班牙人佔據呂宋之後,這群強盜對中國人有一種仇視心理,在1603年時,西班牙人在呂宋屠殺了二萬五千名華人。李旦在呂宋時曾被西班牙人逮捕入獄,並且沒收了他的財產,逃出呂宋之後,李旦轉而抵達對中國商人非常友好的日本平戶。
由於有呂宋的慘痛經歷,李旦開始積極結交平戶的頭面人物,包括長崎奉行長谷川權六、平戶島主法印鎮信、英國派往日本建立商館的賽利斯、荷蘭人宋克等等。這使得李旦在平戶得以左右逢源,成為在日本最大的華人海商集團的領袖。
搭乘李旦的船隻到日本,對鄭芝龍來說,是他人生第一次遠距離的海上旅行,經過一年的磨練,這位十八歲的小夥子已經開始嶄露他的商業天分以及交際上的本領,他也第一次領略到了大海的變幻莫測,原本平靜的海面,有時會突然掀起驚濤駭浪,看起來貌似堅固的船身,此時忽然像是隨時可能被巨浪拍得粉碎似的。第一次出海的人遇到這種情況總是覺得世界末日的來臨,但是老水手卻只視為家常便飯,他們迎著風浪,小心翼翼地把船安全地帶出危險的區域。鄭芝龍驚諤地發現自己喜歡上與風浪的搏鬥,既體現男子漢的勇氣,又充滿刺激的快感。
平戶是日本最大的貿易港口,在這裡除了中國商人之外,還有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等。生長于福建的鄭芝龍很早便聽說過倭寇在中國行兇作惡的事,在他印象中,日本人是好勇鬥狠民族。但是在平戶,日本人對中國商人是極其歡迎的,國土狹小、資源貧乏是日本的地理特點,因而必須進口大量的商品,特別是礦產品,德川幕府對中國商人不僅尊重,而且給予很多優惠的待遇。除了路上常有揣著兩把刀的武士趾高氣昂、目空一切外,平戶的氛圍是相當詳和與安寧。
明朝政府在對日貿易上採取嚴格禁止的措施,銅鐵等礦產更是在禁運範圍之內,這使得中國駛往日本的商船,基本上都是屬於非法貿易。鄭芝龍敏銳地察覺平戶有很多的發展機會,經過謹慎的考慮之後,他決心留在平戶,開始自己的事業。他有一腔創業的激情,但是他人地兩生,無所倚靠,只有在澳門打工一年存下來不多的積蓄。他靠這些錢開了一家小鞋店,有時沒有生意可做的時候,就去給人縫補衣服,掙點小錢糊口。
鄭芝龍的語言天賦又一次得到印證,他很快地掌握了第二門外語:日語,這是在平戶生存的必要條件。不過鄭芝龍只是將語言當作一種必要的工具,並不曾想過成為一名語言學專家或翻譯家,他的志向隨著他見識的增加而越發的高遠。
平戶是冒險家聚集的樂園,在這裡,東方的儒教的道德言辭不過是空洞的說教,商人之間爾虞我乍,為了利益甚至互相劫掠對方的船隻與貨物,不過這種劫掠的行為並不是無限制的,中國海商仍然受到某種傳統文化的影響,這種傳統文化並非來自官方的思想,而是來自民間的江湖道義的觀念,義氣是維繫著中國商人團結一致的精神力量,如果沒有這種義氣,華人商團就會陷入到一盤散沙的境地。
義氣是對朋友的忠誠,為了朋友不惜兩脅插刀,這也是行走江湖的行為準則。鄭芝龍努力地擴大自己的朋友圈,他結識了一些日本的武士,以及中國海商中的武術家,並且刻苦地學習日本的刀法與中國的武術,他還認識了一位為平戶貴族鍛造刀劍的泉州冶劍師翁昱皇。對於從小便崇尚武力的鄭芝龍來說,平戶是一個夢幻的般的城市,這裡生機勃勃,充滿激情與冒險,他潛伏在內心深處的野心在這樣的氛圍中悄悄地滋長。海商巨頭李旦的非凡經歷與冒險傳奇,刺激著他的心靈,只要視冒險重於生命,那麼金山銀海不再是想像之物,而是觸手可及的真實。
[ 本帖最後由 諸葛神候 於 2009-5-11 10:58 編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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